汉末三国时期，募兵制仍然被作为一种辅助集兵制度加以采用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杜畿传》：“（卫）固欲大发兵，畿患之，说固曰：‘夫欲为非常之事，不可动众心。今大发兵，众必扰，不如徐以货募兵。’固以为然，从之。”《三国志·吴志·吕岱传》：“（岱）出补余姚长，召募精健，得千余人。”同书《潘浚传》注引《吴书》：“骤骑将军步驾屯沤口，求召募诸郡以增兵。”两汉时的募兵是一种职业兵，募兵制在理论上是由民众自动应募，这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：一是社会上存在游离于各个生产行业之外而生计困难的人口；二是应募后可以改善本人乃至家庭的境遇。但是，汉末三国的召募有时并非出自应募者的志愿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袁绍传》注引《九州春秋》：“（袁谭）使两将募兵下县，有赂者见免，无看见取，贫弱者多，乃至于窜伏丘野之中，放兵捕索，如猎鸟兽。”《三国志·吴志·陆逊传》：“（嘉禾）六年，中郎将周抵乞于都阳召募，事下问逊。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，不可舆召，恐致贼乱。而祗固陈取之，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抵，攻没诸县。”此类“募兵”，有召募之名，行强取之实，是一种严重扰害民众的制度。即便是以讲求法度著称的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，也未能做到民众应募纯出自愿。《三国志·蜀志·吕人传》：“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，调发诸郡，多不相救，乂募取兵五千诣亮，慰喻检制，无逃窜者。”既是募兵，又需“慰喻检制”方保无人逃窜，足见此种募兵，应募之民也是受到一定程度强制的。魏、吴、蜀三国建立规范化的集兵制度后，仍未完全放弃战乱时期那种强制降民、战俘充兵的集兵方式。其中，孙吴政权尤为突出。孙吴统治集团长期开展对境内山越人的征服战争，每次军事行动无不以胁迫大量山越人出山“以充兵役”（《三国志·吴志·钟离牧传》）而告终。同书《吕蒙传》载，建安十九年（214年）皖城之役，孙吴大有俘获。孙权酬吕蒙之功，“所得人马皆分与之”。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载，诸葛亮平定南中，“移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，为五部，所当无前，号为‘飞军’”。

三国时期其他集兵制度虽与世兵制共存，但除蜀汉以外，魏、吴都是以世兵制作为主要集兵制度，国家的常备兵主要由士家兵户组成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辛毗传》称黄初之初，“（文）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”。据此，冀州士家当在十万户以上。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刘昭注引《帝工世记》称正始五年（244）。“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二万二千”，按户出一兵计，出身兵户家庭的孙吴兵士多达十三万以上。魏、吴有时在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时，临时集中较大的兵力，此时世兵在国家军队中所占比例就会出现暂时下降。但是大多数时候，国家常备兵中，世兵的数量是大大超过征、募兵的。因此应该认为，魏、吴的确是以世兵为主体建立国家军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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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佳防御战术的经典战例

建安二十年(215年)，孙权趁曹操用兵汉中之机，亲率大军直扑合肥。此战东吴精锐尽出，十万大军竟为张辽的七千守军所破，连孙权本人也差点为曹军所俘，幸赖凌统、甘宁、吕蒙等人奋力死战，才得以脱身。合肥逍遥津一役，是张辽毕生最闪光的佳作，演义说“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，闻张辽大名，小儿也不敢夜啼”，可称为防守战术的经典战例。

一、合肥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。

《资治通鉴》胡注引《水经注》“淝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，西北入芍陂。自芍陂上施水，则至合肥。淝水又北过寿春县北，入于淮”，“夏水暴涨，施合于淝，故曰合肥”。合肥北通淮河，南达长江，具有“淮右襟喉、江南唇齿”的战略地位，三国时期更是曹魏军事重地。

1、防御上，曹魏东置合肥、中守襄阳、西固祁山。合肥地处淮南重地，既利屯田戍边，又扼孙吴北取徐扬之路。孙权屡攻合肥，就是希望将前线向前推进，以合肥为北屏障，以巢湖为水军根据地，必要时可以让水军北入淮河攻魏。

2、攻势上，合肥南控巢湖，遥望建业，能够对东吴构成威胁。曹魏随时可以自淮河调水军至巢湖集结整备，然後从濡须入长江攻吴。东吴不得不在濡须口夹水立坞，以防曹魏南下入江。

3、策略上，曹操时不时由合肥越巢湖发兵南下，把东吴的兵力和注意力长期率制于此，保长江一线大部分地区的安宁。魏吴接壤数千里，而十多年间只在此一隅发生战斗，道理概在于此。

基於合肥的重要性，魏吴两国在此地先后展开数次大战，烽火遍及合肥、濡须等地。曹魏南下，吴守濡须以拒；孙吴北上，魏守合肥以待。

二、战役前夕的军事态势。

建安十六年，孙权听从长史张纮之议，将治所从京口西迁到“山川形胜”的秣陵，建石头城，改名建业。同时，吕蒙以“兵有利钝，战无百胜，如有邂逅，敌步骑蹙入，不暇及水，其得入船乎”为由，劝孙权夹濡须水口立坞。

建安十八年，曹操攻濡须，孙权与之相拒月余，虽各有小胜，却难以为功，曹操只得发出“生子当如孙仲谋”之叹而退军，并一面使张辽、乐进、李典等七千人屯合肥，一面遣朱光屯皖，大开稻田。但当初曹操军谯备边，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，不听蒋济“自破袁绍，北拔柳城，南向江汉，荆州交臂，威震天下，民无他志。然百姓怀土，实不乐徙，惧必不安”的劝说，征令内徙，使“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”，导致“江西遂虚”，皖城实际已是座孤城。

建安十九年，孙权接受吕蒙“皖田肥美，若一收孰，彼众必增，如有数岁，操态见矣，宜早除之”的建议，亲率大军征皖，吕蒙荐甘宁为升城督，督军急攻，一战而获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，并男女数万口。待张辽率兵来救，闻城已拔而退。

同年七月，曹操知皖城失守，不顾贾逵、傅干等人的谏阻，忿然再次举军亲征，然“士马不能逞其能，奇变无所用其权”，“军遂无功”（此战史无明记）。曹操始悟与其胶着于此，不如回师而西取张鲁。

建安二十年，刘备定蜀，孙权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，刘备当然不许，关羽尽逐权置三郡长吏。孙权忿之，乃遣吕蒙袭夺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，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，权住陆口，为诸军节度。刘备闻之，亲提五万大军下公安，遣关羽进益阳，争三郡，大战一触及发。是时曹操兵临汉中，备惧失益州，使使求和，孙刘遂分荆州，重结旧盟。

这样，东吴西向无事，孙权遂把目光又投向东线的合肥。

三、战役的进程。

建安二十年，孙权亲率十万兵马攻向合肥，麾下将领有吕蒙、甘宁、凌统、蒋钦、潘璋、陈武、贺齐、徐盛、吕范、宋谦等；而合肥仅有张辽、乐进、李典及护军薛悌的七千守军，曹军主力又远在关中，无力赴援，兵力十分悬殊。

1、初战寒心魄。

早在曹操西击张鲁之前，交给护军薛悌一道秘密教令，函边写着“贼至乃发”四字。现吴军果真北上，张辽、乐进、李典、薛悌乃开函看教，教令上书：“若孙权至者，张、李将军出战，乐将军守，护军勿得与战”。但敌众我寡，分兵出战，是否上策，诸将皆疑，唯张辽领会曹操用心之所在。曰：“公远征在外，比救至，彼破我必矣。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，折其盛势，以安众心，然后可守也”，乐进等犹豫不定，张辽怒曰：“成败之机，在此一战，诸君何疑”，李典素与张辽不睦，但为其坚决赴敌的精神所打动。慨然曰：“此国家大事，顾君计何如耳，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！请从君而出”。于是张辽“夜募敢从之士，得八百人，椎牛犒飨将士”，准备明日大战。

其三是战备完善。早在官渡之战时，曹操就表刘馥为扬州刺史，“馥既受命，单马造合肥空城，建立州治”，“又高为城垒，多积木石，编作草数千万枚，益贮鱼膏数千斛，为战守备”。张辽等人屯合肥数年，也早有所准备，故孙权屡攻不下。

2、赤壁战后，孙权亲临前线十一次，以此次的形势最好，但也败得最惨。虽说对比刘备夷陵战败的元气大伤，东吴仅仅损失了陈武和数千兵，还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，但在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，以至于张辽抱病随曹丕南征时，“权甚惮焉，敕诸将：「张辽虽病，不可当也，慎之」”，可见张辽成了孙权心中的梦魇。此次战败，主要有二个原因：

其一是骄忽轻敌。孙权自恃人马众多，而合肥守兵寡少，来时不备，去时无防，连续遭到两次袭击。先挨当头一棒，挫了锐气，再遭衔尾一击，差点蹉跎，致使大好形势白白流失，甚是可惜。

其二是恃勇好战。此战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，是因为两次遭袭都有孙权在场，且势如危卵。早在第一次围合肥，孙权就想率轻骑突敌，张纮谏曰：“夫兵者凶器，战者危事也。今麾下恃盛壮之气，忽**之虏，三军之众，莫不寒心，虽斩将搴旗，威震敌场，此乃偏将之任，非主将之宜也。原抑贲育之勇，怀霸王之计”，孙权虽纳纮言而止，但没予以重视。故贺齐涕泣再言曰：“至尊人主，常当持重。今日之事，几至祸败，群下震怖，若无天地，原以此为终身诫”。血淋淋的教训，总是易于接受，“大惭！谨以克心，非但书诸绅也”。

血贱逍遥津一役，不光是造就了张辽的绝世名将之誉，其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使东吴君臣重新考虑国家战略思想。《吕蒙传》“今操远在河北，新破诸袁，抚集幽、冀，未暇东顾。徐土守兵，闻不足言，往自可克。然地势陆通，骁骑所骋，至尊今日得徐州，操后旬必来争，虽以七八万人守之，犹当怀忧。不如取羽，全据长江，形势益张”。正是这种转变的体现，故在曹操于次年再度出兵濡须之际，孙权派都尉徐详见操请降，魏吴修好，开始注目势力暴涨的刘备，集中精力计谋趁机夺回荆州。

又：

公元215年，这一年对于张辽来说是一生最辉煌的一年。刘备入川取代刘璋已有一年，三分天下之势渐显。曹操取下汉中欲南下扫荡西川，此时孙权率十万大兵进攻张辽镇守的合肥，由于曹操大军大多派去了西线汉中战场，东线合肥只屯有七千多士兵。或者曹操深知以张辽的才能，七千余人足以阻挡东吴的进攻，所以他就留有妙计，让同守合肥的李典与张辽出兵迎敌，而乐进守城。孙权十万大兵锐不可当杀来，曹军顿时军心涣散，士气大摇。张辽决定趁东吴阵营未稳前奇袭吴军，以壮本方士气，于是挑选八百壮兵，当晚一马当先杀入未做防备的孙权阵营，吓得孙权避于小山上而不敢应战。东吴其他军营赶来后把张辽围住，张辽率军奋勇杀出重围返回本阵。这次小战事虽对东吴没什么损伤，但张辽的身先士卒却激起了曹军的斗志。于是张李乐三将强化防御准备持久战。东吴军数十日围攻合肥无果，补给日益困难，军心开始动摇，孙权乃下令撤军。当大军退出长江渡口逍遥津时，孙权召开军事会议，而此时逍遥津却只有千余近卫部队护守。孙权万万没有想到张辽会突然突击过来，被杀得狼狈不堪，要不是手下诸将的奋勇保护，恐怕他就活不了七十多岁了。张辽这一战杀得东吴“人人害怕，闻张辽名，小儿也不敢夜啼”。

张辽在逍遥津之战中，能先发制人亲率敢死队突袭敌军，赢得了本军的信任，壮大了军队士气，勇气可嘉。之后打出持久战的牌子使敌人不战而退，并且情报跟踪探知孙权召开军事会议，大胆出兵突击吴军，打了个大胜仗，这全靠他能审时度势善用兵法。张辽勇谋兼备，难怪《三国志》里把他列为魏国五大将第一人。

附：

张辽，有武勇，有将略，有忠义，有作说客的才能，是三国第一狂－－关羽的好友。对逍遥津：

王歆赞曰：曹魏多名将，而张辽为第一。从征柳城，格斩蹋顿；并镇合肥，突权麾下。以八百破十万众，贲育不过其勇也。合肥之战，胜不侥幸，乃得“急”、“裂”二字。急者，料敌于先，乘敌不备，破敌未合。权以重兵来犯，以为当者披靡，城守皆深沟高垒，不敢出应，是以惰将统骄卒。逆而击之，安得不破？裂者，募敢死士，以寡凌众，以强践弱，前指渠魁，立夺三军气也。设权杖槊当道，被矢不退，小大之势在，则辽必无功矣。不体天，不察地，不知我，不料敌，是权在合肥之谓也。辽既破贼，长屯居巢，以慑吴人，是魏武之能用人也。世多名将，鲜能终始，时移势易，胜负难以逆料。而“张辽虽病，不可当也”语，是真畏敌也。辽能全功，或端赖权之功耶？一笑。

张辽这一段，我是当信史来看的。其中唯一不太可信的，就是“贼来乃发”这个曹操的锦囊妙计。不过，即使有这个锦囊，曹操也只是划定了这么一个以攻为守的方向，谁知张辽直接以突袭退敌，这样的结果恐怕是曹操也始料不及的。

王歆说“辽能全功，或端赖权之功耶？一笑。”也只一笑而已。

与赵云的冲阵相比，一个是劣中求胜，一个是败中求存，张辽占了上风。

威震逍遥津是名将的传奇，壮哉文远，三国第一名将。